来源：环球时报
9月16日，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，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上调至3.75%—4.00%。此次加息市场并不意外：8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（CPI）同比上涨3.4%、环比上涨0.4%，汽油价格单月上涨3.9%，贡献了超三成的物价涨幅。美联储会议召开前，市场对加息的预期一度超过九成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美联储很难继续观望。
相较于此次加息，更关键的是，这一政策愈发暴露美国经济的结构性两难：抑制通胀需要高利率，但财政高负债、住房市场压力和资本密集型的增长模式，又让美国经济承受不住。传统“水多加面、面多加水”式的“通胀升温就加息”的简单政策逻辑，已不再适用当前美国的经济环境。
不加息，美国首先要面对通胀压力。当前美国通胀仍处于高位，叠加中东局势带来的能源不确定性，若利率维持宽松，市场通胀预期将快速升温。即便美联储不加息，市场也会主动抬高美债收益率，推高全社会长期融资成本，让通胀治理越来越被动。
但加息也是一瓶“毒药”。美国联邦债务已突破40万亿美元，2026财年前11个月财政赤字高达1.97万亿美元，连利息都快还不上了。同时，10年期美债收益率持续走高、一度突破5%，30年期房贷利率接近7%。加息不仅会增加政府偿债成本，也会显著增加企业融资压力和居民住房负担，直接拖累实体经济。
这就是美联储当前陷入的政策悖论：要压低通胀，利率就得维持在高水平；但要控制政府债务、企业融资和居民借贷成本，利率又需要尽快下降。两大目标彼此形成了难以化解的政策矛盾。
造成这一局面的直接因素主要是外部能源冲击。地缘冲突推升国际油价，并通过消费、运输、化工、物流等全链条传导，抬升整体物价。美联储可以通过加息压低消费和投资，却无法通过提高利率增加石油供给、对冲外部成本上涨。用需求收缩去对冲一个并非由需求造成的问题，就是扬汤止沸。
从深层根源看，美国财政、成本、资本需求的三大结构正在发生质变，彻底改变了过去低利率、低通胀的环境。
一是财政结构失衡。美国长期高赤字、高发债，在全球储蓄充足、通胀温和时期，大规模发债对利率冲击有限。但在当前高通胀、高债务背景下，投资者对长期美债回报率要求更高了。即便美联储暂停加息，长期国债收益率也很难快速降下来。
二是成本系统性上行。在逆全球化背景下，美国推行高关税、重构本土供应链、强化产业安全壁垒，主动放弃了全球化低成本红利，也意味着美国企业要付出更高的本土或关税成本。过去全球化的时候有多赚，现在逆全球化的时候就有多赔。
三是全社会资本需求大幅扩张。人工智能、数据中心这类产业吸引了大量长期投资，但政府自身也极度依赖巨额融资，与科技赛道形成了争抢。当整个经济都仰仗资本的“赋能”时，资金价格自然很难维持在较低水平。
外部能源冲击、供应链成本抬升、政府债务扩张、科创资本需求膨胀的四重压力，与物价上行、资金紧张问题交织，最终汇聚到货币政策层面，导致美联储的利率工具捉襟见肘、政策代价持续放大。这也折射出美国利率环境正在发生的是结构性、长期性转变。即便后续能源价格回落、加息暂停，高赤字、大量国债供给、高供应链成本与高产业投资需求，仍会把利率架在天上，未来恐怕是“涨起来容易降下去难”。
对中国而言，无需纠结美联储还加不加息、什么时候加息，而要重视美国高利率的结构性持续性。长期高位的美元融资成本，将持续重塑全球资金流向、汇率与资产价格，并压制美国外需与进口能力。为此，我们要准确把握美国财政、通胀、长端利率的全新联动关系，坚持宏观政策自主稳健，从而主动防范外部金融波动的跨境传导风险，稳固国内经济平稳运行。（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经济问题学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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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：郭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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